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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行動”:60頁報告詳解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WeCity觀察

      2022/4/18 19:13:25 人評論 次瀏覽 來源:騰訊研究院 分類:新聞

      北京大學“數字政府”課題組

      黃璜、謝思嫻、姚清晨、曾渝、張權、云美麗、張唯一

      【報告全文摘要】數字政府建設對于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協同的數字化支持成為數字政府建設的下一步行動方向?;跀底终ㄔO的理想狀態與現實挑戰,報告指出當前實踐中的縱向、橫向、內外、虛實協同困境制約著數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有效釋放。結合系統科學和公共管理學理論,歸納出行政式、市場式、網絡式和“賽博格”模式等四種理想的協同范型,其中“賽博格”模式代表著數字化對治理協同場景的完全“嵌入”,而各種具體的協同場景是這四種模式程度不一的“拼盤”。當前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從方法上可以總結為五個方面,即圍繞基于數字化提升協同能力一個核心目標,形成“協同數字化”和“數字化協同”兩條基本路徑,面向決策協同、管理協同、服務協同三類協同場景,實現空間聚合、多元參與、無縫溝通、工具集成四種系統功能,呈現開放、平行、敏捷、穿透、迭代五大關鍵特征。在此基礎上,立足多樣化的治理場景,聚焦多省市典型案例的特征,將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的實踐模式劃分為統合模式、開放模式、直連模式及聯動模式。最后分別從戰略、制度、方法和技術層面提出了未來發展方向。

      后臺回復關鍵詞“治理協同2022”,即可下載報告PDF版全文。

      數字政府的理想與挑戰

      數字政府,源于人們對公共機構提供更好公共服務的愿望,或者說是人類對“善治”的追求在數字時代的投影。在價值上,數字政府應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理念,兼顧效率、公平與安全的價值目標;在能力上,數字政府運用持續更新的數字技術,面向市場、社會和自身的治理最大化地發揮數據價值;在形式上,數字政府逐步實現從工具的數字化“連接”,業務的數字化“賦能”,主體的數字化“協同”到組織的數字化“重構”。協同是當前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重點和亮點。國家網信辦在《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中提出“十四五”時期要“打造高效協同的數字政府”。在地方上,運用數字化手段促進跨層級、跨系統、跨業務的協同正在快速展開。有效協同的障礙則表現在,“縱向協同”雙向互動難暢通,“橫向協同”重重阻礙難突破,“內外協同”優勢互補不明顯,“虛實協同”業務覆蓋不均衡。四重困境相互疊加出現帶來更大阻礙。機制不匹配、資源不平衡,需求不對稱、建設不充分是阻礙數字化協同發揮應有功能之癥結所在,需要構建系統化的協同機制,形成高效溝通、合作共贏的協同治理體系。課題組調研了當前地方政務機構在數字化促進治理協同方面的最佳實踐和典型做法,以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的技術方案為主線,應用典型案例研究方法,意圖全面刻畫數字化促進協同治理的實踐特征和方法,提煉其中的基本模式和主要特征,為各地各級政府提高數字化協同建設效率提供參考。關注點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協同廣度,即基于開放網絡建立的協同范圍;二是協同深度,即基于智能手段深化的協同內容;三是協同厚度,即基于大規模數據積累的協同資源;四是協同速度,即基于計算能力帶來的協同效率;五是協同溫度,即基于數字化協同平臺,助力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為及時回應和切實解決人民群眾關切關注的民生問題提供能力支撐。

      關于協同的理論

      公共管理學視角下的協同理論

      協同是近幾十年來國際公共行政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形成諸如協同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亦有譯為合作治理)、協作性公共管理(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整體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網絡化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合作生產(co-production)等一系列相近的理論。這些理論緣起于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多重回應,殊途同歸地揭示了在領導和參與治理的多元主體之間存在著普遍而復雜的合作關系,以及全球各地以“善治”為目標的治理模式的多樣性;同時也說明了簡單治理模式——行政機制、市場機制或社群機制——都不足以為社會公共事務提供最優秩序,并且可能面臨同時“失靈”的窘境,需要提供并且實際上也一直存在并演化著多層次、多主體、多途徑的復雜機制推動實現“善治”目標。這些理論豐富了公共管理研究的視野,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理論的碎片化。精細化的概念區分雖然有助于辨別特定的治理模式,但也可能給實踐帶來困擾和混淆。

      系統科學中的協同理論

      “協同學(Synergetics)”,即關于“協同”的科學,也被定義為關于“自組織”秩序的規律之道。協同學創始人赫爾曼?哈肯將“自組織”詮釋為“如果一個系統在獲得空間的、時間的或功能的結構過程中,沒有外界的特定干預,我們便說該系統是自組織的”,不僅發生在非生物界或生物界,比如流體、激光、進化、生態、免疫等,也被用來解釋諸如自由市場、輿論形成、合作行為、聚集與流動、城市與空間演化等社會現象。

      與“自組織”相反,受到外部干預而形成的合作被哈肯稱之為“組織”,或如國內學者所謂“他組織”?!白越M織”和“他組織”的區別在于形成協同的“組織力”相對于系統是內生還是外生的。絕大部分人工制品,包括無智能的機器,以及政府、企業、軍隊、學校等各種正式組織等都可以看作是“他組織”的具體形式。

      “自組織”與“他組織”是相對而言的。除宇宙系統外,所有的系統都包含在更大的系統之中,因而外部的力量也可以轉化為內部的力量。反之,即使在“他組織”中的人們也可能相互協商并產生新的知識,這是“自組織”的表現。既不能否認“自組織”和“他組織”的存在,同時又不能非此即彼地將兩者割裂成對立的概念。

      人類“有意識”的行為帶來“組織”的多樣性。非生物界和生物界的“自組織”協同是“無意識”的,而人類可以有意識地、主動地認識、設計和改進協同。在“自組織”中,人類不僅有“無意識”的協同,也有豐富的“有意識”的“自組織”。在“他組織”中,人類具有能力提供特定的“組織”。

      “自組織”與“他組織”相互依存構成了人類世界的復雜性。人類自發地形成或自覺地改造組織形態,最終目的是為了適應進而改造外部的世界。各種化簡復雜性的機制相互組合,形成不同層次、不同程度、不同規模的社會協同,這也恰是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的主要任務。在絕大多數的社會協同場景中,無論是“他組織”還是“自組織”都不能單獨構成有價值的協同。

      對協同理論的一個擴展

      基于“自組織”與“他組織”組成的系統維度和“無意識”與“有意識”組成的個體維度,可以歸納出四種理想協同類型:理想的市場式、理想的行政式、理想的網絡式以及理想的“賽博格”模式。如下圖所示。

      圖1理想化的協同模式

      理想的市場式,是系統科學中所謂“自組織”的經典模式,每個個體按照自己的而非系統的目的行動,卻在系統層面出現了特定的秩序。理想的行政式,存在著自上而下的權威性,所有參與個體都依照特定的組織目標采取行動。理想的網絡式,意味著參與協同的所有主體都有明確的目標,同時也可以從系統中自由的進退。

      理想的“賽博格”模式指人工開發的數字機器(設備)對社會系統的深層“嵌入”,在成員“無意識”條件下對其行動產生影響。這里借用“賽博格”的概念,“嵌入”依賴于對系統內信息渠道的控制。一種理想形式是,存在超級計算中心,通過對大規模數據的自主運算,形成對不同場景下的信息反饋并以自動引導協同。在極致條件下,所有的社會行動都是自動計算的結果。

      “理想”模式對應的單一場景在實際中并不存在。理想模式相互“嵌入”構成程度不一的“拼盤”,形成了現實中的豐富的具體場景。不同模式的嵌入深度或者說“拼盤”中不同模式的平衡,從理論上取決于協同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實踐中則往往取決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瓶頸。

      數字技術,一方面已經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嵌入”人類各類活動場景,成為協同“拼盤”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并非能夠“包辦一切”。數字技術的直接作用在于對原有協同系統中“信息子系統”進行重組升級,并對其他子系統的運行產生影響,從而改變整個組織協同效率的發生基礎,為協同提供更高的能力。數字化的應用是一個不斷迭代升級,逐步求善的過程,同時也需要其他的治理手段和途徑的共同配合才能達成善治的結果。

      數字化何以賦能治理協同?

      圖2 數字化賦能協同治理的框架

      一個目標:基于數字化提升協同能力

      協同是優化配置物理、社會、信息“三元”空間資源以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和過程。信息共享或交換是參與協同的個人或機構之間保持協調一致行動的必要前提。增強信息能力是提高協同效率的關鍵。所謂“信息能力”可界定為在協同中定位、傳遞和利用信息(資源)的能力,運用該能力可以使得信息在系統中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有效率的流動。一方面,信息能力或信息流動的效率決定了協同能否高效地展開;另一方面,提升信息流動效率的關鍵是對信息空間進行技術升級。

      數字化極大地釋放了信息的流動性,從而顯著增強了協同中的信息能力。一方面,數字化實現了對信息空間的技術升級。協同中所有的信息按照標準的模式進行組織,并經過專門的通道實現匯聚和流動。另一方面,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也因而成為流動的空間。

      在非數字化條件下,物理實體和社會實體是信息的載體;而在數字空間中,信息成為“物理”和“社會”的載體: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被映射在信息空間中,并以適當的數字化方式集中展現出來,由此實現對“三元”空間的統一優化配置。

      基于互聯網形成的諸如即時通信、電子公告板(BBS)、在線文檔編輯、區塊鏈等,尤其是諸如視頻會議、虛擬會議空間(Virtual Conferencing Space)、數字孿生以及元宇宙等,均是通過在數字空間中重新定義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從而獲得新的效率,提升協同能力。

      兩條路徑:從“協同數字化”到“數字化協同”

      協同數字化,即對協同系統中原先的信息結構和信息過程進行數字化重組,讓信息在一個更有效率的網絡中流動,從而實現整個系統的優化。從形式上講,是對公共機構內部既有協同場景的數字化建構,主要表現為在公共機構內部的行政式協同體系中,數字技術支持在上下級或平行部門之間建立更有效率的溝通與互動,讓協同得以有效展開。

      數字化協同,是基于數字化平臺實現協同形式的創新。數字化協同則促進形成新的信息網絡,從而可以“生產”新的協同。行政機制存在的眾所周知的固有缺陷(也即“政府失靈”)需要公共機構利用來自其他來源的力量擴展自身的治理能力,數字化則為這種能力擴展提供支撐。

      擴展的能力來源于人與機器兩個方向。在“人”的方向上即引入更多的外部組織與個人的參與,構建“網絡式”協同。數字技術被用來支持公共部門與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建立新型的合作關系,調動每個參與者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在“機器”的方向上,即更多地發揮技術的能力,突出“賽博格”式協同的特點。數字技術用于實現數據和計算資源聚合,通過復雜計算支持不同層次的決策,引導或協調相關行動。

      對“協同數字化”與“數字化協同”做出區分有助于認識到數字化與協同的結合是多樣化且多層次的,并且這個結合是一個逐步深入探索的過程,其價值不僅在于提高協同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改變我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方式。

      三類場景:決策協同、管理協同、服務協同

      以“數”為媒,轉換時空,提升決策協同能力。數字技術為建立跨時空的決策場景和模型分析提供了可能:廣泛分布的感測設備可以實時的將線下分布在不同時空中的物理和社會實體以大數據的形式實現轉換,實現對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充分感知,進而可以將這些虛擬化了“實體”集中起來進行存儲、傳遞和展現。這不僅為協同決策提供了跨時空的信息,也為進一步對決策問題進行科學分析提供了基礎。

      以“網”為媒,再造流程,增強管理協同能力。數字技術可以支持打破固有的組織邊界,建立不同層次的協同關系。最低層次的協同是在機構內部實現有權限的信息共享。進一步的協同表現為機構內部實現跨層級、跨業務的直接互動提供信息渠道。更高層次的協同則可以共同“生產”或者創造價值。

      以“群”為媒,重塑關系,創新服務協同能力。越來越多的地方和基層治理中開始使用新的服務手段,在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建立虛擬社區等,將機構內部與外部網絡無縫連接?;鶎庸ぷ鲝倪^去“零售”式的“串行”服務,變成“零售”與“批發”兼具的“并行”服務。同時可以借此動員公眾參與基層治理,共同維護社會有序發展。

      四種功能:空間聚合、多元參與、無縫溝通和工具集成

      空間是協同得以發生的載體,數字化支持實現空間聚合。協同發生在不同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層次上。越是面對復雜的問題,協同對物理空間的要求越高。數字化并非讓物理空間消失,而是通過實現物理空間與信息空間的轉化,讓離散分布在物理空間中的協同場景通過數字化聚合起來,形成無縫連續的空間。這樣,線下空間在數字化條件下被重塑了,實現了一種流動性??臻g未曾消失,而是人對空間的支配變得更加自由。

      參與是協同得以實現的根本,數字化助力推動多元參與。在協同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將不同的人組織起來共同行動。如何優化組織的形式和過程至關重要。數字化平臺可以提供特定機制將參與協同的主體以不同方式組織起來,為行動提供組織基礎,同時可以支持以信息方式或者虛擬方式參與的協同行動。

      溝通是協同得以完善的基礎,數字化促進形成無縫溝通。首先,數字技術在主體之間建立點對點的連接關系,形成無縫的協同網絡。其次,實現“一對一”“一對多”“多對一”和“多對多”等多元溝通模式的同步運行,并在模式之間隨時切換。再次,在上級與下級之間、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形成雙向的信息支撐。

      工具是協同得以提效的條件,數字化致力提供工具集成。參與協同的所有主體以便利方式連接到數字化平臺,擁有特定的數字身份,建立特定的數字化聯系。數字化平臺可以進一步提供協同工具,支持對數據資源的治理和協同的發生過程。被授權的參與者根據各自權限使用上述這些工具。

      五大特征:開放、平行、敏捷、穿透與迭代

      “開放”連接。新的協同支持將所有參與協同的主體廣泛地連接起來,包括機構內部上下層級間、跨部門之間,也包括機構與構成環境的各類行動者之間的聯系將更加開放。

      “平行”角色。“我”作為協同參與者可以同時進入不同場景中并且靈活地完成角色轉換。角色“平行化”不僅可以降低對新工具的學習成本,而且潛移默化地形成一種新理念,即那些原先似乎“額外”的公共事務,本來即是共同生活中的一部分。

      “敏捷”反應。數字化平臺支持圍繞特定的場景任務,而非組織機構本身來建立協同。不必打破既有組織架構即可以靈活建立臨時虛擬場景;而在機構與外部聯系中,或者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也可以圍繞特定任務快速持續地生產新的協同。

      “穿透”場景。數字技術支持“穿透”式的協同,即把面向不同類型組織的協同場景無縫對接,既保證機構內部業務與協同場景的獨立性,又可以直接面向外部利益相關方,靈活組建新的場景,將人與場景和數字化融合起來建立動態的社會協同關系。

      “迭代”升級。數字化平臺可以沉淀各種數字化能力,提供即插即拔甚至“零代碼”的組裝式場景生產方法,支持組織內外協同資源和協同能力的快速整合,實現對協同平臺的迭代升級。

      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的創新模式

      統合模式:聚合碎片空間,構建統一指揮能力

      統合模式,即基于數字化技術,實現對線下呈碎片化分布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的數字化轉換和線上聚合,將既有協同治理場景整合起來并提供一致的支撐能力,為決策與管理協同提供支持。

      用“數”指揮的決策協同。社會公眾訴求很多,不知如何反映;基層看到問題卻往往管不了;管理部門各管一攤,有能力卻看不到治理問題。這些在基層治理中是常見的“病灶”。究其緣由,治理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是關鍵因素。協同的數字化用“數”將行政機構內部各方有效連接起來,同時可以將分散在各地的治理場景轉換成數據“鏡像”統一呈現,從而為治理決策協同提供條件。

      跨部門多場景管理協同。在地方城市治理中,許多問題看似簡單,由于涉及多場景、多事項,往往需要多部門聯動治理,如何協同治理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跀底只夹g建立綜合治理平臺,為多部門聯合執法提供統一平臺,提高跨部門協同決策與綜合治理能力,是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全時空數據統合認證協同。以“健康寶”“穗康碼”等為代表的健康碼系統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理論上健康碼系統是“賽博格”模式的重要實踐。通過對社會行為大數據的匯聚和統合,完成跨行業超大數據“碰撞”,實現對每個個體健康水平的認證,以高度扁平化形式支撐十多億人口的防疫大協同。

      開放模式:吸納多元參與,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開放模式,即數字技術為多元化的社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提供能力,可以實現從過去單向的信息流動轉向多邊、動態、持續的互動,進而重塑治理場景中的信息結構,讓各類治理主體,尤其是廣大公眾可以主動地參與到治理中。

      賦能基層共建共治協同。如何高效有序地統籌轄區資源,充分調動公眾積極性參與到基層治理之中,實現職能部門、基層治理機構和轄區居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基層治理面臨的一大難題。數字化可以實現基層空間中的開放互聯:通過統一的標準,可以讓基層所有居民都以數據方式連接到同一個平臺中建立網絡化的信息聯系;同時可以無縫連接管理機構的網絡,讓基層管理人員可以更加貼近公眾生活,成為百姓的身邊人。

      助力基礎信息“生產”協同。人口普查是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重要依據。隨著網絡技術尤其是移動網絡及其應用的快速發展,不僅普查工作的復雜度大大降低,而且普查對象也可以直接加入進來,從過去完全的“他調查”變成支持“自調查”。整個流程從過去主要由普查員發起,居民被動通過紙質填報,再由工作人員進行登記入庫的低效模式,轉變為“居民主動填報+普查員按需入戶登記”的“生產”模式。

      信息“眾籌”譜寫應急協同。應急管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需要多部門協同,也需要廣大公眾積極參與。在2021年7月河南省遭遇的千年一遇的暴雨災害中,“救命”文檔,為水災救援提供了快速的消息通道,是通過社會自組織建構的應急救援協同平臺。

      直連模式:實現無縫溝通,完善互動回應能力

      直連模式,即數字技術為政務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與社會公眾建立直接溝通聯系的數字“通道”,同時將原先分散在物理空間中以不同形式、不同內容呈現的協同場景融合在同一個數字化“頻道”中,管理者和管理對象在各種數字場景中可以靈活地切換角色,提高協同效率。

      無縫網絡支持辦公協同。協同辦公平臺是指在機構內部支撐行政辦公的跨部門協作平臺。上世紀90年代初已經出現了協同辦公系統的早期版本。這些協同辦公系統一方面需要適應辦公中的隱性知識和行為習慣,另一方面又需要改變這些知識與習慣,這種張力往往導致協同辦公系統在推廣中水土不服,尤其是在對數字技術的認識尚未到位,使用尚未普及的階段。隨著數字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協同辦公系統開始成為日常辦公中的標配,為機構內部辦公以及跨部門、跨層級的日常聯系提供了便利手段。

      微平臺上協同“微”服務。基層直接面向公眾提供的治理和服務,通常不是宏大的政治戰略,而是“以新興技術力量嵌入并塑造的關切普通人日常事務”的“微”治理和“微”服務。數字技術為這些“瑣碎”的“微”場景中的治理和服務提供了特殊的協同能力。有些場景是在微信基礎上加以擴展,有些場景則打通了政務微信和企業微信、個人微信的數據壁壘,有些場景則是借助于微信平臺提供信息分享的新渠道,還有些場景則是將這些“微”應用集成起來提供系統化的平臺服務。雖然技術接入的門檻并不高,但是卻帶來了良好的效果。

      聯動模式:集成治理工具,增強全面服務能力

      聯動模式,即通過對政務服務和監管工具的數字化集成、整合,實現跨業務、跨部門的協同合作,從而從過去分散的、各自為政的服務和監管模式轉向整體型的服務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原先在線下由不同部門、不同人員辦理的業務,可以實現在統一的數字化平臺上進行集成,從而提高協同效能。所謂集成,不是簡單的功能羅列,而是基于特定目標需求的業務融合。

      “一網通辦”實現改革整體協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電子政務”作為一種概念出現甫始,打造“一站式”政務服務平臺就是重要目標之一。2015年以來,從“互聯網+政務服務”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網通辦”“跨省通辦”等,基于互聯網提供整體型、一體化政務服務不僅在概念上已經深入人心,而且在實踐中的探索也不斷深化?!耙痪W通辦”與深化“放管服”改革一脈相承,與“持續改善營商環境”“讓企業和群眾辦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是表里關系。

      網格化打造“最后一公里”的治理協同。基層是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場所,是黨和政府聯系、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俗話說,“上面千根線,底下一根針”?;鶎又卫硗松偈露?,而社會公眾對治理的要求又不斷提高,亟需使用更加先進的工具手段來代替傳統的人工操作,減輕基層工作負擔,提高治理績效和公眾滿意度。利用數字化手段,不僅可以為基層治理的相關主體提供溝通渠道,而且可以將各種業務工具集成起來,為“最后一公里”提供全面服務。

      結論

      第一,數字政府的發展立足于人們對“善治”的理想追求,也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系列現實挑戰。

      第二,四種理想的協同模式,即行政式、市場式、網絡式和“賽博格”模式,相互“嵌入”構成程度不一的協同“拼盤”?!百惒└瘛蹦J酱碇鴶底旨夹g在治理系統中的發展,推動實現原有系統中“信息子系統”的重組升級,從而改變整個組織協同效率的發生基礎。

      第三,當前數字化賦能治理協同的基本要素可以歸納為目標、路徑、場景、功能和特征五個方面?;跀底只嵘齾f同能力的核心目標,協同與數字化的結合沿著協同數字化和數字化協同兩條路徑,在決策、管理、服務三種治理場景中展開,具備空間聚合、多元參與、無縫溝通和工具集成四種功能和開放、平行、敏捷、穿透和迭代五大特征。

      第四,運用數字化促進協同創新對于治理改革具有重要意義。通過統合、開放、直連、聯動四種模式,實現對實際場景的連接與整合、重構與優化、創新與創造,數字化可以支持多元主體的廣泛連接與溝通互動,推動業務的高效開展及價值的共創共享,實現跨邊界、跨領域的整體性治理,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不竭動力。

      為此,數字政府建設,在戰略層面須加強縱橫對接,引導數字化協同全面推進;在制度層面須完善政策體系,促進數字化協同有序開展;在方法層面須堅持多措并舉,推動數字化協同不斷創新;在技術層面須強化技術應用,保障數字化協同安全有效。

      數字政府歸根到底是治理現代化的刻面之一,或者說數字化是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表征,其核心仍然是政府在面對經濟快速增長、生態環境惡化、價值結構變化、突發事件涌現、技術更新加速、傳媒方式變革等所必須也必然做出的治理創新與治道轉型。

      數字政府不是一成不變的事業。一個“好”的數字政府聚焦和關切的不僅是數字技術本身,而是現代化的政府將以何種面貌、氣質與格局去應對不斷涌現的治理挑戰。兩者步調協調、相向而行。數字政府可以為現代政府應對治理挑戰提供新的能力,但其只能成為改革的推動力而非改革的替代品。數字政府為改革創造良好條件,而數字化協同則是這一改革在當前和下一階段的主要目標之一,有待各方參與和共同推進。

      (參考文獻和案例來源略,詳細內容請參見報告全文。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騰訊研究院立場。

      后臺回復關鍵詞“治理協同2022”,即可下載報告PDF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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